丙午震災紀念碑

嘉義市東區嘉義公園內矗立著一座歷史深厚、具備重要文化價值的紀念碑，這座「嘉義明治丙午烈震賑災紀念碑」，不僅是臺灣首座為紀念地震死傷所立的紀念碑，更承載著日治時期嘉義地區在1906年丙午烈震中所遭受的創傷與重建的記憶。這座碑體高210公分、寬83公分、厚4.5公分，以青鬥石雕成，採中國傳統蟠龍式造型，正面浮雕裝飾，碑額刻有二龍戲珠的雕刻，碑座則為花崗石構成，整體設計融合了當時的建築風格與文化意象，展現出當時對災難的紀念與對未來的期許。

這座紀念碑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06年3月17日凌晨六點四十二分，當時日治時期的臺灣嘉義廳打貓東頂堡梅仔坑莊（今嘉義縣梅山鄉）發生芮氏規模7.1的大地震，這場地震不僅波及嘉義廳中心、鄰近斗六廳、鹽水港廳等數十個街莊，更造成1,236人死亡、2,954人受傷，房屋倒塌與財產毀損的情況慘烈。地震發生後，嘉義廳長岡田信興向日本政府求援，臺灣總督府迅速從臺北派出醫護人員前往救災，展現出當時政府對災民的關懷與行動力。然而，這場天災對當時社會造成的心理衝擊，遠遠超越了災害本身，促使當時的嘉義廳參事莊伯容（1864~1932）深切感傷，並倡議建立紀念碑以紀念殉難者與記錄災難的歷史。

莊伯容作為當時嘉義的重要人物，不僅在災後重建中扮演關鍵角色，更以漢文撰寫碑文，將「丙午烈震」的經過與影響詳細記載於石碑之上。碑文內容不僅描述地震的時間、地點與規模，更詳細記載了災害的傷亡數字、房屋損壞情況，以及行政當局在災後的救災與重建措施，被視為臺灣地震史上的第一手史料。碑文的末尾，莊伯容以「明治丙午季冬 羅山 莊伯容謹撰並書」落款，這段文字不僅是對災難的紀念，也象徵著對未來的期盼與對歷史的追思。

然而，這座紀念碑的歷史並非一成不變。1906年12月，碑體最初設立於嘉義旅社前，後因嘉義廳長津田毅一與庶務課長佐佐木、警務課長田中等人勘查後，決定將碑體遷移至嘉義公園保存。此一決定經過莊伯容後人多次與岡田廳長協調，最終得以實現。戰後時期，這座碑體仍屹立於嘉義公園中，但因戰後社會變遷，碑體被貼上「青年育樂中心」的標語，導致其歷史記憶一度被掩蓋。直到2000年，嘉義玉山文化協會理事長李榮昱發現這塊石碑，並經嘉義市文化局與何培夫教授等專家確認，證實這塊石碑正是「丙午烈震紀念碑」。隨後，文化局決議復原碑體，於2001年3月將「青年育樂中心」的碑文敲毀，恢復碑石原貌，並重新豎立於公園內，不過位置未回復原處，並設立「丙午烈震碑說明牌」，以講述其歷史背景與價值。

這座紀念碑的地理位置在嘉義公園內，其所在的公園不僅是嘉義市的重要公共空間，也成為歷史與文化教育的場域。公園內的其他景點，如嘉義市立圖書館、嘉義地質公園等，與這座紀念碑共同構成嘉義市的歷史與自然景觀。然而，這座紀念碑的價值遠遠超越其地理位置，它不僅是對1906年丙午烈震的紀念，更是對當時社會、文化與科技的反映。例如，碑文所記載的災害數據，為後世研究臺灣地震史提供了重要參考；碑體的建造技術與藝術風格，則展現了當時建築與雕刻的水平；而碑文內容中對災後重建的記載，則體現了當時政府與民間對災難的應對與反思。

此外，這座紀念碑的歷史也與嘉義市的社會變遷緊密相連。在日治時期，嘉義廳作為行政中心，其治理模式與文化建設對臺灣的影響深遠。而這座碑體的建立，正是當時嘉義市在災難後重建過程中，對歷史記憶與文化身份的一種 affirm。戰後時期，由於社會結構的改變與政治環境的轉變，這座碑體一度被忽略，但經過文化界的努力，其歷史價值得以重獲重視。如今，這座碑體不僅是嘉義市的歷史見證，更成為教育與文化推廣的資源，吸引學者、歷史愛好者與一般民眾前來參觀與學習。

從這座紀念碑的歷史與現狀可見，它不僅是對1906年丙午烈震的紀念，更是對臺灣歷史、文化與社會的深刻反思。它提醒著後人，災難的記憶不僅是過去的歷史，更是對未來的警示。在當代社會，面對自然災害與社會變遷的挑戰，這座紀念碑的價值更加顯著。它不僅是對歷史的紀念，更是對當代社會如何面對風險、如何重建與如何記憶的提醒。因此，這座位於嘉義公園的紀念碑，不僅是歷史的見證，更是文化與教育的載體，其存在的意義，遠遠超越了其地理位置本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