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北監獄圍牆遺蹟

臺北監獄圍牆遺蹟位於大安區,是臺灣重要的歷史遺跡,見證了日治到戰後的社會與政治變遷。圍牆興建於1900到1920年,用的是易碎的石塊,北牆有運屍拱門,設計獨特。後來因監獄遷移與道路拓寬,只剩約三分之一圍牆,其中北牆與南牆分別於1997與2013年被列為古蹟。圍牆也見證了戰俘槍決、反日運動等歷史事件,成為抗爭與國際記憶的象徵,具備深厚的文化價值。

臺北監獄圍牆遺蹟位於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,是臺灣重要的歷史遺蹟之一,其歷史背景與建築特色蘊含著深層的社會與政治意涵。這段圍牆的興衰與變遷,不僅反映了日治時期臺北市的都市發展過程,也與戰後臺灣的歷史軸線緊密相連,成為一段值得深入探討的歷史記憶。

這段圍牆的建造可追溯至1900年至1920年間,當時日本政府為擴展臺北市中心的公家機關,開始拆除原本位於臺北府城的城牆。作為當時的臺北刑務所(現今的臺北監獄),其圍牆是這段工程中的一部分。圍牆的建造採用了長達80公分到1公尺、寬及高度各26公分的石塊,主要來自內湖北勢湖一帶,少數則來自北投唭哩岸,這種質地較脆弱的石塊在接觸時容易掉落岩屑,顯示當時施工的技術與材料選擇。圍牆的總高度達3公尺,北牆更建有一座圓形拱門,作為犯人遺體運屍的出口,這項設計在當時的監獄建築中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。

圍牆的地理位置與周邊環境密切相關。它位於金山南路與愛國東路的交會處,與金華街口相鄰,這段區域在日治時期是臺北市的重要行政與司法中心。圍牆的存在不僅是物理上的屏障,也象徵著當時司法權力的集中與控制。然而,隨著時代的演進,這段圍牆的歷史功能逐漸被遺忘,其建築價值才開始被重新評估。

1963年,臺北監獄的受刑人遷往龜山新監,這使得原監獄的圍牆失去其功能,但其歷史價值卻開始受到關注。1971年,臺北市政府決定拓寬金山街(現金山南路二段),這導致圍牆的部分區域被拆除,僅剩約三分之一的原圍牆。其中,北牆長約90公尺,位於現中華電信與金杭公園之間;南牆則長約200公尺,位於現中華郵政附近,但高度已減少至2公尺。這段殘存的圍牆,成為當時臺北市歷史記憶的一部分。

1997年,臺北市長陳水扁在訪問這段圍牆時,當場指示其應作為紀念性建築妥善保存,並於同年11月由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古蹟鑑定審查會決議,將北牆列為市定古蹟。南牆則在2013年6月25日由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指定為古蹟。這一系列的保護措施,使這段圍牆成為臺灣重要的文化資產,並被賦予新的歷史意義。

圍牆的歷史與戰後臺灣的歷史軸線緊密相連。1945年6月19日,十四名被日軍俘虜的美國飛行員在臺北刑務所以「轟炸平民」的罪名被槍決,這事件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僅剩五十七天。這段圍牆在此時成為歷史的見證者,其殘存的結構被比喻為「哭牆」,象徵著戰爭與人類命運的無常。此外,這段圍牆也與臺灣戰俘營的歷史有著密切聯繫,許多在戰俘營中受難的士兵,其遺體可能曾透過這段圍牆被運送到其他地方。

在戰後時期,這段圍牆的歷史價值逐漸被重新評估。2005年6月19日,美國父親節當天,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在圍牆邊舉行紀念活動,蘇格蘭風笛的悲壯樂音與詩文朗誦,使這段圍牆成為追思歷史的場所。2015年6月20日,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再次到訪這段圍牆,美國在臺協會副處長酈英傑、英國駐臺代表胡克定等人參與,並與澳洲代表處、空軍司令部的代表一同追思歷史。這顯示這段圍牆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,也成為國際社會共同記憶的一部分。

2020年10月10日,韓國人修平科技大學副教授金尚浩與妻子到訪這段圍牆,憑弔1928年10月10日於臺北刑務所處以絞刑的趙明河。這位年輕的臺灣知識分子因參與反日運動而遭處決,他的遺體可能曾透過這段圍牆被運送到其他地方。這段圍牆因此成為臺灣歷史中抗爭精神的象徵。

這段圍牆的歷史價值不僅在於其建築本身,更在於其所蘊含的歷史記憶與社會意涵。它象徵著戰爭的殘酷、司法的權力、以及人類對自由與 justice 的追求。這段圍牆的殘存,使臺灣的歷史更加豐富,也讓當代人得以透過這段歷史,反思過去的錯誤與錯誤的歷史。因此,這段圍牆不僅是臺北市的歷史遺蹟,也是臺灣歷史的一部分,值得被珍惜與保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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