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密局北所位於現在的臺北市大同區,原本是日治時期的高砂鐵工所,後來變成審訊政治犯的地方。這裡的環境非常糟糕,犯人住的地方又潮又暗,食物也很差,很多人因此生病甚至死亡。北所的歷史反映了當時臺灣在戒嚴時期的政治壓迫,也成為後人研究人權與司法改革的重要記憶。雖然現在建築已經改建成其他用途,但它的歷史仍然透過文獻和口述歷史被保存下來。
保密局北所(舊址)位於現今臺北市大同區伊寧街46號,原為日治時期的高砂鐵工所,後於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,成為國防部保密局的重要審訊與拘禁地點。這座建築在戰後至1950年代初,作為政治犯審訊與拘禁的核心空間,其歷史背景、建築結構與運作方式,深刻反映了當時臺灣社會在政治壓迫與戒嚴時期的現實面貌。以下將從歷史沿革、建築空間、運作環境、受難者經歷等角度,介紹北所的重點地點與歷史記憶。
首先,北所的歷史背景與建築結構。原高砂鐵工所建於1917年,由鹿港辜家投資興建,作為日治時期的鐵工廠,主要生產鐵軌與機械零件。1945年戰後,該廠由政府接管,後因戰後經濟凋敝與工業需求減少,逐步轉型為私人土地。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,保密局成立,初期人犯多被拘押於南所(位於武昌街),但隨著政治案件增加,南所空間不足,遂於1950年5月將北所作為總所,原有南所改制為分所。北所的建築由兩排押房組成,每排押房以木柵欄隔開,並以木板相隔,地面鋪設木材,距離地面約30公分。每間押房長8公尺、寬3公尺,約10坪大小,可容納23至24名犯人,其中2間為女性專用。押房內終日無陽光,潮濕環境加上營養不良,導致犯人常出現水腫現象。此外,每間押房內設有馬桶,但衛生條件極差,犯人需自行清理排泄物,無專業清潔人員協助。
其次,北所的運作環境與審訊方式。北所的營養供應極為有限,每日僅提供兩餐,早上為稀飯配花生,下午為米飯配鹹菜與冬瓜湯,食物極端單調且缺乏營養。獄內衛生條件惡劣,犯人需自行處理排泄物,無隔間或隔板,易導致疾病傳播。1950年6月,因炎熱與擁擠,犯人張煥臻因罹患痢疾死亡,成為北所運作失敗的典型案例。此外,北所的審訊手段極其殘酷,曾有受難者描述,該處為「有進無出的地方」,審訊官常施加體罰,甚至有人被祕密處置。入夜後,獄內常傳出女性的慘叫聲、小孩的哭鬧聲,以及刑囚的哀叫,整夜無法安眠,反映出審訊環境的恐怖與壓迫。
再者,北所的歷史記憶與社會影響。北所的運作期間,許多政治犯被拘禁在此,包括參與抗戰、支持中共的知識分子與活動人士。例如,辜顏碧霞因援助親共文學家呂赫若,被以「資助匪諜」罪名羈押,1951年判刑並沒收財產。此外,北所的環境對犯人身心造成極大摧殘,許多受難者在拘禁期間患上疾病,甚至死亡。這些經歷成為後續臺灣社會對戒嚴時期政治壓迫的記憶,也促使國家人權博物館等機構對此歷史進行保存與研究。
此外,北所的建築在1970年代後被改建成住商混合店屋,現址已無遺構。然而,其歷史記憶透過口述歷史、文獻與考古研究持續存在。例如,原高砂鐵工所的廠房範圍約位於延平北路三段以東、伊寧街以南、稻江商職以西、延平北路三段17巷以北,其歷史遺址至今仍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對象。此外,北所的運作方式與環境,也成為後續臺灣社會對人權與監獄制度的反思基礎,促使政府在解嚴後推動司法改革與人權保障。
總體而言,保密局北所(舊址)作為戰後至1950年代初的政治犯審訊與拘禁地點,其歷史背景、建築結構與運作方式,深刻反映了當時臺灣社會在政治壓迫與戒嚴時期的現實。北所的環境惡劣、審訊殘酷,以及對犯人身心的摧殘,使其成為臺灣歷史的重要記憶。這座建築的歷史,不僅是政治犯的個人命運寫照,更是臺灣社會在特殊歷史時期的縮影,其記憶與經驗至今仍具教育意義。